袁殊有多重身份——军统、中统、青帮、日伪，然而，他的秘密身份却是货真价实的中共特科成员，更是中共情报史上绝无仅有的“五重间谍”。在复杂险恶的环境中，他忍辱负重，为党获取了大量有价值的战略情报，为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独特贡献。

褪去红色，打入敌人内部

1931年7月，正当袁殊以满腔热忱为“左翼”文化运动奉献力量、投身反帝爱国斗争之时，中共中央负责情报工作的潘汉年根据隐蔽斗争的需要，将他调到情报战线工作。从此，袁殊的名字从进步文化圈中销声匿迹。

10月的一天，袁殊接到通知，来到位于上海静安寺的一家咖啡馆。在这里，潘汉年和助手欧阳新（化名王子春）代表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正式吸收袁殊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袁殊成为一名秘密党员，参加中央特科工作。

潘汉年指定王子春为袁殊的单线联系人。王子春要袁殊寻找在敌方营垒中有无可利用的社会关系，袁殊想起他的表兄贾伯涛在国民党中任要职。贾伯涛曾经因袁殊的父亲袁晓岚的推荐到黄埔军校学习，是黄埔一期毕业生，担任过黄埔同学会会长，并先后在湖北、上海警备司令部任职。王子春指示袁殊立即设法与贾伯涛联系，请求代为谋职。贾伯涛感恩图报，很快便将袁殊介绍给上海社会局局长、中统头子吴醒亚。

1933年，吴醒亚成立了CC系（陈果夫和陈立夫领导的派别）的秘密小派别“干社”，与之对应的是戴笠以黄埔学生为班底的“复兴社”。这两个组织以拥蒋反共为宗旨，同时出现在上海政治舞台上。深受吴醒亚重用的袁殊被任命为“干社”情报股股长。

一次，袁殊利用父亲的同事胡抱一的关系，与程潜部队驻沪代表牵线搭桥，促成双方密谈，为吴醒亚立了一“功”。袁殊趁机向吴醒亚讨了个新闻记者身份，于是，袁殊被介绍到新声通讯社当记者。记者的身份能让袁殊经常出席南京政府的记者招待会，了解一些国民党政府的内幕消息，同时，也有机会出席日本驻沪领事馆的记者招待会。

在王子春的精心策划下，袁殊结识了日本驻沪领事馆副领事岩井英一。利用这层关系，袁殊不仅成功地打入中统，还进入了日本外务省情报机构，为日后潘汉年在日伪时期领导对日情报斗争奠定了基础。

抗战中出任军统情报组少将组长

“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合作局面逐步形成。

一天清晨，戴笠突然来到袁殊妻子马景星的私宅，约袁殊第二天上午面谈。袁殊立即向潘汉年汇报。潘汉年分析戴笠是要袁殊为他做事，认为“机会难得”，要袁殊趁机打入军统。袁殊如约去见戴笠。

戴笠问袁殊：“你现在靠什么生活？”袁殊按事先准备的回答：“靠老婆生活。”戴马上说：“那你就给我做事。”随后，他向袁殊交代了工作，给了两项具体任务：一是收集日本方面的情报，二是将来时局无论怎样变化都要坚持留在上海。不久，袁殊就被委任为军统局上海区国际情报组少将组长。就这样，袁殊又多了一个身份：军统。

袁殊为了加强自身的保护色，开拓情报来源，还于1937年4月加入了青帮。

成功打入军统的袁殊，此后定期在善钟路拉斐德路口一家高级咖啡馆与潘汉年见面。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潘汉年于12月中旬撤到香港。行前潘汉年向袁珠交代：今后有关情报方面的情况仍只与他单线联系。袁殊运用军统身份组织了“抗日秘密行动小组”。1938年夏，他亲自领导行动小组炸毁了日军在虹口本田纱厂的海军军火仓库。他还策划了爆炸汪伪76号特工总部的行动，正当计划实施之际，暗中投靠汪伪政府特工头目李士群的军统上海区区长王天木将他出卖。

李士群将袁殊扣押在76号，并拿出袁殊亲手绘制的76号地形图、爆破计划书，逼迫他说：“要么与我们合作，要么就地处决。”袁殊从容地对李士群说：“打仗有胜有负，今天我失败了，听凭你处置！”李士群见状，换了一副面孔，拿来一堆钱放在袁殊面前，说：“日本人一般是不收回死刑成命的。”袁殊立即说：“你为日本人办事，我就没有日本的关系吗？”

李士群怔住，他知道袁殊有许多日本朋友，也不敢妄动。袁殊趁妻子马景星来探视的机会，暗示她去找潘汉年。马景星找到潘汉年说：“小袁出事了。”潘汉年镇定自若，写了一个电话号码说：“打电话通知岩井救人。”岩井果然以“袁殊是外务省的人”为由，疏通渠道将他保了出来。

为了情报工作，公开当“汉奸”

全面抗战后，针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政治阴谋和蚕食政策，中国共产党采取灵活多样的政策，在敌占区建立“灰色政权”、办“灰色报纸”，以公开合法的斗争方式达到“以夷制夷”的目的。

作为隐蔽战线负责人的潘汉年，抓住“岩井救袁殊”这一时机，策划了一场对日情报战。他让袁殊将计就计，以军统的身份答应与岩井“合作”，成立亲日的另一派系“兴亚建国运动”组织，控制汪精卫的势力，暗中为我开展情报工作所用。

几年前，袁殊为了党的情报工作“褪去进步色彩”，已遭到误解，如今又要他公开当“汉奸”，袁殊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毅然决定，为了民族解放大业，彻底把个人荣辱抛在一边。

经党中央研究批准，从香港、桂林、延安等地抽调人员协助袁殊组建班子，在上海岩井公馆挂上了“兴亚建国运动本部”的招牌，主要人选均由潘汉年幕后选派。出于周全考虑，对军统方面必须有一个合乎情理的说辞，于是潘汉年让袁殊给戴笠写了一封亲笔信，说明因岩井出面营救，不得已与日本人“合作”，虽身为李陵但不忘汉室……

于是，潘汉年在岩井身边布下的“子”，经灵活运用，走出了中外情报史上精彩的一盘棋：在上海滩打着日本人旗号设立合法据点，在敌人眼皮底下安插进我党情报人员和电台，把日伪统治的中心变成打击侵略者的前沿阵地。

潘汉年在袁殊的保驾护航下，出入日伪机关如走平道。他从容地往来于沪港之间，暗中领导着他的情报班子，获取了大量有价值的战略情报。

“与狼共舞”14年，终回党的怀抱

1945年9月，党组织通知袁殊，做好转移到解放区的准备。与此同时，戴笠委任袁殊为军统上海站第三站站长，授予中将军衔。袁殊敷衍了几天后，便隐蔽起来。

1945年10月7日凌晨，在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和华中局联络部的精心安排下，袁殊等人回到解放区——淮阴。

14年来，袁殊“与狼共舞”，战斗在敌人“心脏”里，现在终于回到了属于自己的大家庭，他的心情五味杂陈。

1946年初，国民党确知袁殊到了解放区，军统下了通缉令，派一个连去苏州抄他的家。袁殊的妻子抱着刚出生几个月的儿子，从后门脱身回到上海。不久，南京一家小报出现了“袁殊病逝”的消息。

1946年秋，袁殊随新四军北撤至山东，调到华东局烟台特派员李一氓处，任中共华东局社会部高级研究组组长，同时参加破获军统潜伏组织工作。他以在白区工作的丰富经验，亲自审出主犯及秘密电台地点。

1947年7月，袁殊随李一氓转到大连，编入中共华东局大连工委，任中旅大地委财经调研室副主任。他多次前往香港主持对港特种贸易，并开设了“博古堂”文物店和“信达商行”，以此为掩护继续从事情报工作。

1949年2月，北平解放。李克农亲自调袁殊到中央情报部门工作。在国务院情报总署、中央军委联络部工作的日日夜夜，是袁殊一生中最为繁忙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