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5月12日,长篇小说《蚕门》研讨会在石泉县草池湾举办。此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文联主办,石泉县委宣传部、县文联承办,安康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石泉县城关镇人民政府等协办。

 

研讨会由安康市文联主席、安康学院教授、著名作家李春平主持,特邀省作协嘉宾著名文化学者、原省作协党组书记雷涛,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阎安,当代小说家、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弋舟,青年评论家、《小说评论》杂志副主编陈诚出席会议,石泉县政协主席胡学军,安康日报社副社长、副总编璩勇,安康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的专家学者,文学创作者共40余人受邀参会。

 

长篇小说《蚕门》由石泉籍作者李思纯创作完成,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该书通过一只蚕、一个茧、一根丝,讲述已经成为历史却仍然被人们带着无限惋惜津津乐道的故事,讲述了一条心、一辈子、一起拼搏在缫丝厂的一群人,是作者将人生之路与时代发展轨迹同步相依的文化表达。

 

研讨会上,雷涛以《蚕门》阅读感受点滴开篇,认为《蚕门》的象征意义就在于它既是致富之门,又是开放之门,甚至是国门。李春平认为,李思纯身居金蚕之乡,以蚕丝、蚕业为元素来构思故事,是作者潜在地将石泉县悠久的蚕桑文化与现代农业文明隔空对接,对石泉的桑蚕文化是一次创作意义上的丰富和延展,也是乡村文化振兴的生动实践。阎安、弋舟、陈诚和安康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的专家学者们,从不同视角对《蚕门》的文学价值、社会价值、人物形象、艺术表现等方面进行了专业探讨。本刊特摘录专家部分精彩发言,以飨读者。

 

《蚕门》阅读感受点滴

 

■ 雷涛

 

《蚕门》故事实质上是写了三个矛盾冲突。一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冲突,二是传统观念与现代意识的冲突,三是相对封闭的环境与整个时代与社会变迁的冲突。文本叙事正是借助缫丝厂来描写了这个特定历史阶段的众生相。

 

我的突出感受是《蚕门》的社会意义超过了文学意义。我这样说只是为了强调小说的成功之处,并不抹杀它的文学性。“蚕门”的象征意义就在于它既是致富之门,又是开放之门,甚至是国门。小说故事性强,在处理几个矛盾冲突的时候注意了跌宕起伏的变化。作者对故事的缘起、发展、交织、结局等都是反复斟酌的,使读者从一个个的故事中了解、明了其创作意图,这一点值得赞赏。

 

阅读缺憾有三。一是生活形象向艺术形象的突破还嫌不够,我认为创作就是既要符合生活逻辑又要进行大胆虚构,这样使形象丰满而更高奇。二是《蚕门》已经显现了作者驾驭长篇小说的能力,如果在语言上再形成鲜明的个人风格,就是很大的成功。三是书中的主要人物包括故事情节可以描绘的更揪心,更惨烈些,悲剧色彩更浓重些,这样可能更有典型意义,更能打动读者。

 

这部小说的时代背景正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初期和中期,是思想解放,社会矛盾凸显以及时代变革的大潮期。作者敏锐地抓住这个社会主题,通过一个工厂、不同人物命运的描写,阐明了一个真理:改革开放的新政策,新举措,会带来许许多多的阵痛,但阵痛之后便是新的生活,新的气象,新的局面。

 

小说可尝试的诗性表达

 

■ 阎安

 

当我驱车从西安赶往石泉的途中,看到一个隧道连着一个隧道在青山峡谷中穿行,更多时候,车如山鸟一般在悬崖峭壁上盘旋。由此我想到了秦岭深处人和万物生灵所应具有的神性,以及延伸到文学作品中的神秘探究。

 

“蚕”是一种非常神奇的虫子,由一枚绿叶生发而至,最后演变成为一根丝、一匹锦缎。当我们作为文学创作题材去讲它的意义以及更多文学表达可能性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个词,“诗性的表达”。蚕,这样一种纯粹自然的物象,它身上本身兼具的品质和属性被人类开发出来,有精神层面的,也有物质层面的。那么,将它放在《蚕门》这一本小说作品当中的时候,如何体现“蚕”之精神的文明性、物质的国家性?如何以“蚕”本身所具有的神秘感及自然造化的神性密切联系小说故事的延伸和推进,并从人性、从自然生命的角度出发写出人与自然的冲突,写出它的象征性?我想,这是思纯创作这类小说所应思考的另一种可能性。

 

诚然,《蚕门》能吸引我一鼓作气地读下去已经大大出乎我自己的意料。或者说,思纯的这部小说超出了我以往对她的认知。是这部《蚕门》让我新奇地关注到秦岭南麓关于蚕桑丝织的产业,并对蚕的神秘产生了衍生想象。思纯是我们《延河》杂志一直关注着成长起来的基层作家,她今天能有这样一个创作结果,功夫是她在日常大量的中短篇小说创作过程中一点点叠加,累积起来的。

 

作品的社会价值是

 

文学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

 

■ 弋舟

 

当我们评价一部作品时,是否能够截然把它的文学价值和社会价值分割?《蚕门》显著的社会价值让我有了这样一个想法,一部作品的社会价值本就是文学价值的题中应有之意,是文学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

 

《蚕门》讲的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事,我觉得它就是我们当代的和当下的故事,无疑是一部标准的现实主义的作品。以我作为一个小说家的理解,故事在某种程度亦可被置换为“知识”——故事即知识,是人间的经验、人间的消息。故事中的语言词汇是我们当代人经历、当代人感知的东西,是当下意识,同时,也在“知识”的意义上为我们扩充着故事的版图。比如小说开篇是典型的、文学表达的方法,节奏感也非常好。紧接着,第三段就充满了缫丝专业术语的陌生感。但通读整部作品后,我倾向于认为,恰是这种陌生甚至不适,给我们补充了这个时代的“人间知识”,是它的社会价值,也是它的文学价值。

 

《蚕门》中塑造的人物群像,对应了百年中国农工转型的时代大潮。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强调它的社会价值和社会意义,就可以做出宏阔的、对于百多以年来这个国家农工转型的重大历程。当然,这样的抱负,如果提笔之时先有了一个更为宏观的自觉的话,这部作品的分量就会更重。桑蚕在中国更是农耕精神的象征,深具中国性的本质。今天我们重塑一种中国精神,解释一种中国精神,把“桑蚕”这样一个重要的文化符号唤醒,可能会对我们传统文化的整体想象构成一种新的启发。同样,这也有赖于写作者的文化自觉。如果思纯有这样的自觉,那么《蚕门》的格调又会升一格。

 

塑造时代英雄的群像

 

■ 陈诚

 

蚕只是载体,甚至围绕着蚕的农业、工业都只是载体,作者在《蚕门》中所要塑造和呈现的,是集体力量化身的时代英雄的群像。

 

《蚕门》的作者在主体精神上是相对独立的,主动介入社会现实,既表达个体的社会关切,也传达普遍的人民心声和时代愿景。因而,这样的写作它不是漂浮于政策条文之上的,而是贴着时代脉搏的、贴着时代情绪的,是贴近人民的、贴近生活的,是能让人共情和共鸣的。这是我要讲的第一点。

 

第二点,上学时我们读《创业史》,基本是当文献来读,可是随着阅历的增长,重读时却不断被其中氤氲的时代情绪所感染,甚至不自觉沉溺于其清新刚健的审美体验。阅读《蚕门》时我也产生过这种审美体验,作者自觉投身时代的热情,与时代的强大磁场感召,产生了同频共振,这种震荡弥散开来,能让每一位读者都沉浸体验其间,并同时拥有了时代同构者的身份,参与者的身份,建设者的身份。也因此,我们才能欣赏到个体的热情与时代的风景相互缠绕的文学景观。

 

第三点,作者的艺术感觉总体不错。在人物塑造上,并未一味地追求圆形人物,而是贴合着人物的性格逻辑,将扁平化的突出优势发挥到极致。在情爱的处理上,作者也比较节制,尤其是方文贺与夏莉莉发乎情止乎礼的爱情,以及与何立秋欲说还休的情愫,处理得比较高级。最值得一提的还是尾声部分,艺术构建上处理得比较高级。

 

激荡在金蚕之乡的文学回响

 

■ 李春平

 

石泉县被誉为丝路之源,金蚕之乡,这在全国是唯一的。这也成为石泉人民最为自豪的光辉历史。远去的历史旧事穿越千年,在当今乡村振兴的道路上重现生机,激励着全县人民砥砺前行,齐心奔向新时代,新征程的理想高地。作家李思纯就生活在这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地方。蚕农,桑树,缫丝厂,是她青年时代最常见的生活景观。在这些景观背后,是一个个令人叹息,感慨万千的故事。这些故事在总是在促使她深入挖掘人物的内心,不断地触发她的灵感,驱动着她的创作神经。李思纯是一个有炽热的“恋地情结”的人,长期生活在这里,这就注定了她的生活与石泉发生着割舍不断的联系,并由此形成一条坚忍的情感纽带。基于对这片土地的热爱,在社会历史事件与个人成长经验的共同作用下,借助文学的想象力和表现力,才有了今天这部长篇小说《蚕门》。耐人寻味的是,身居金蚕之乡,以蚕丝,蚕业为元素来结构故事,绝非偶然,而是作者刻意为之的一次艺术创造,潜在地将石泉县悠久的蚕桑文化与现代农业文明隔空对接,并保持了历史逻辑上的连续性。无疑,这对石泉的桑蚕文化是一次创作意义上的丰富和延展,是对石泉蚕业历史的文学记录,也是乡村文化振兴的生动实践。从石泉历史文化的源流上看,小说《蚕门》便是激荡在金蚕之乡的文学回响。

 

渐远的背影

 

■ 戴承元

 

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21世纪初叶那个20年是极有故事的年代。革新与守旧并存,阵痛与生机同在。计划经济正在降温,市场经济正在生成,一、二、三产业的比重正在调整,旧的秩序已然被打破,新的规范还在生成之中。在那激荡难测的时代,芸芸众生的生存场景如何,他们是如何尝试求发展的,我以为这正是《蚕门》所描画的。

 

《蚕门》塑造了一群鲜明的人物形象。在《蚕门》这部小说中,方文贺是雕塑式的存在,在他的身上既有理想的光芒映照,又有人性的温善滋养。他本是江城县的机关干部,为了发展县域经济,他将自己的后半生全部交付给了江城县的缫丝厂,他公而忘私,他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工作中。《蚕门》另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是蚕农杨宝根,他是千百年来中国农民的缩影,在他身上有十二分的勤劳善良品质。他又是在新中国成长起来的农民,他有国家意识,有社会主义国家公民的主人翁意识。夏莉莉是寄托着作者对新时代女性审美期盼的一个人物形象,她面容姣好,技术精湛,善于学习思考,有上进心,总能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问题。其他人物形象如韩秋燕、小芳、吕蒙等也都可圈可点。

 

《蚕门》以塑造人物形象为出发点,其人物形象生动鲜明,无疑《蚕门》的写作是成功的。《蚕门》的语言简洁明快,富于表现力,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和行业特征。《蚕门》的情节设置完全服从人物形象的塑造,且剪裁得当,符合逻辑,一如生活之真。《蚕门》也触及了那个时代的一些社会问题,引人思索,《蚕门》这个命名也很有意味,因此《蚕门》可称优秀之作。但也还存在一些问题,作者虽然明白报告文学与小说有区别,但还是有明显的报告文学痕迹。《蚕门》以塑造人物形象见长,但作者在塑造人物形象时往往回避人物内心的矛盾冲突,使人物成为某种稳定的存在。《蚕门》的情节设置紧紧围绕人物性格是其所长,不足是开阖度不够,矛盾冲突力度不够。

 

道义:《蚕门》的精神价值

 

■ 李焕龙

 

长篇小说《蚕门》通过企业改制的悲壮、蚕桑生产的起落,演绎了城乡经济和工农大众的命运沉浮。在写到第七章第一节时,老蚕农杨宝根的一声断喝,亮出了中心人物的价值观:“你没有道义!从根子上讲,你不讲道义!”

 

父亲指教儿子,出言为啥如此鞭辟入里,用语何以这般振聋发聩呢?

 

原因在于:全球金融危机带来外贸市场萎缩,国际丝绸市场下滑导致蚕茧价格下跌,加之中国加入世贸之初产生的市场调节、价格调控等等不适,骤然引发了由市场经济考验政府管理、社会治理能力,由经济效益、金钱观念考验人性、人心的蚕茧大战与社会动荡。杨宝根的儿子杨海军为让辛辛苦苦自产的蚕茧卖个稍好的价钱,便瞒着家人,私自骑车驭走三袋茧子,准备和他人一块乘火车偷运到汉中去卖,不料行动暴露后,人被派出所抓了,还上了广播,成了一件丢人现眼的坏事。对此,杨宝根大为震惊,而杨海军极为不服,他的理由:一是茧站压级压价坑农伤农,理应另寻销路;二是政府只抓兴桑养蚕,不管茧价大跌,且限制蚕茧外销,顾头不顾尾的做法有失公允;三是自己的蚕茧自己做主,到外地去多卖点血汗钱天经地义,无可厚非!

 

为此,父亲杨宝根一针见血地指出:“你没道义!”这斩钉截铁的四个字,直刺问题的核心,给了儿子一记响亮的重锤。

 

杨宝根紧接着的一番示儿之理,让人幡然醒悟:所谓“道义”,就是道德和义理,就是道德和正义!此情此景,让人明白:道义,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用来维系和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规范与准则。

 

正因为道义的光芒让人心豁亮,让天地晴朗,让生活多彩,让事业辉煌,因而,以道义为精神导向的《蚕门》,才是当代改革题材小说中突显人性力量的有深度之作,才是工业题材小说中融合工农情感的有温度之作,才是本土长篇小说园地一部思想性、艺术性俱佳的有力度之作。

 

用优秀文艺作品记录时代

 

■ 汤贵勇

 

《蚕门》生动刻画了慧眼识才的县委柯书记,敢闯敢干的方厂长,勤劳朴实的杨宝根一家,有情有义有原则的经委何主任,这些人为我们生动再现了向善向上、奋斗创业的激情岁月,这些人物事迹是时代的主旋律,值得铭记和礼赞。

 

通过拜读,认为小说有以下特点:一是感情脉络相互交织。方文贺和夏莉莉、韩秋燕、吕蒙与杨海玉、海军与杨柳,这些人物之间有真挚的友情、纯洁的爱情、无私的亲情,特别是方文贺和杨宝根,就像生长在城乡的蚕,为蚕桑产业吐丝奉献,这两根丝交织成网,成为小说的情感脉络、情节线索,用好与坏的对比、情与爱的交织,刻画了热气腾腾的江城县。二是情节冲突此起彼伏。一个国企从兴盛到衰落,这是计划走向市场带来的冲击和阵痛。一代乡村人兴桑养蚕发家致富,到后来白条收茧、扣税压价,翻山挤车卖茧,到后来又因卖价茧摔死人,看得人千分感动、万分气愤。这是那个年代的特殊印记,这些矛盾作者没有搁置回避,正是这样的爱恨交织才读来扣人心弦。三是故事细节充满乡情。作者描写了很多地方特色街巷、村落,还有青蒿馍馍、糯米桑叶饼,这算是家乡文旅广告植入推送。特别是车间里缫丝场景的细腻描写,正是作者深度融入这片土地,以丰富的经历和深度的思考成就了这个作品。四是用小人物反映大时代。用一系列普通人物展示一个县城、一个企业的发展变化,在这个历程中,读到了国企改革、下岗再就业、劳务输出这些时代背景,作者观察时代细致、思考时代深入、记录时代细腻,所以才能书写出属于这片土地的文学强音。

 

县城的蚕桑故事

 

■ 王晓云

 

长篇小说《蚕门》向我们展现了丰富的县域生活,小说中描述的“江城县”是虚拟的县城,但读者们常会将小说内容与作家李思纯所居住的石泉县类比。特别她在小说中描述“鎏金铜蚕”的出土经历,更是对这独一无二的文物定位了浓重的地方色彩。艾青说“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李思纯便是这样,用她的文笔书写着对于石泉往事的关注和爱。

 

近年文艺界很提倡“文学地理”的概念,就是文艺作品除具人类共有的文学性、艺术性、人性之外,还具不同的地理写照。这种地理是真实存在,也是不容忽视的文学力量。地方作家所特有的对于乡风民俗、地域发展的描述,有值得肯定的文学价值。而《蚕门》正是这样,小说选材很好,找到了能够代表石泉特点的蚕桑发展的故事。

 

《蚕门》小说语言成熟,具有一定的形象感和艺术性,有的地方善于运用闲笔,与现实形成对照;其中一些写景的段落,节制而优美;人物众多,具有不同的性格描写,这些,都是该小说的优点。但《蚕门》作为作者的第一本长篇小说,有些缺点也在所难免,小说结构相对老套,难以带来耳目一新的形式感。少许大段引用的历史资料,对小说艺术性带来伤害,但总体瑕不掩瑜,独特的蚕桑题材的长篇小说《蚕门》,为我们带来了丰富的小说空间,这是安康乃至陕南关于题材小说的重要收获。

 

文学与社会价值的成功对接

 

■ 王晓群

 

《蚕门》是一把时代利剑,直刺国企改革的痛处。书中讲述的是江城缫丝厂从无到有,从有到兴,从兴到衰的过程,这个过程正是我们20世纪90年代进行国有企业改制最痛苦、最艰难时期。中国经济历史长河中,国有企业改革无疑是一段重要篇章,许多工厂、工人不得不承受这一历史痛苦。

 

作者以文化传统和价值观为蓝本,呈现社会矛盾,传播社会主流价值。江城缫丝厂虽是小说虚构,却是那一时期社会真实。一个千人之多缫丝厂一下子关停倒闭,职工面临居无定所,为生计和生老病死而忧虑。 “年关一天比一天近,许多下岗女工在城里找临时工做,但凡遇着招服务员都抢着上岗,他们放下身段求着找点收入过年。” 真实的描写,让读者踏入曾经年代,身临其境。故事只是一个缩影,代表着数以万计的国有企业。社会影响之大,涉及家庭之多。说是砸烂铁饭碗和减员,其实是作为包袱把他们无情的抛向社会。读《蚕门》能够感受到埋藏在一代产业工人内心的伤痕。三十多年以来一直是改革的疼痛,也是当今不可回避的社会疼痛。

 

企业倒闭,经营者和管理者利用手中的权力,乘机出卖国有资产,从中牟利,造成国有资产的巨大损失。小说对历史问题的洞察和真实呈现,蕴含着较高的社会价值和文学性。《蚕门》成功的艺术加工,给广大读者带来情感共鸣,引发我们对那个一去不复返岁月的追忆,让我们对计划经济转入市场经济时期那一阶段进行思考与反思。

 

文学性与细节性

 

■ 侯红艳

 

文学性是文学区别于其他艺术门类的主要特性,学术界对于文学性的讨论,往往趋向于宏观而抽象。实则,文学性是离不开细节的营造和打磨。李思纯的《蚕门》细节描写打动人心,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细节展现了作者敏锐的洞察力。小说开篇主人公方文贺的登场,作者传神地写道:“他从缫丝车间出来,身体就像一只冒着气的蒸锅。他抹了一把脸上的汗。”动词“抹”直率、粗鲁,与主人公身份契合、匹配。不仅体现了作者敏锐的文学洞察力,同时把方文贺作为厂长的责任意识、担当精神,以及面对厂子技术发展瓶颈的忧愁感表现得淋漓尽致,为后面人物形象的展现埋下伏笔。二是细节丰厚了人物形象的表达。《蚕门》第五章中夏莉莉和方文贺在细雨纷纷的夜晚共撑一把伞的场景。作者着墨较多,系列性的动作、心理描写体现了两人之间特殊的情感关系:彼此喜欢但又略显拘谨,侧面反映了方文贺的正直与仁厚的品质。三是细节提升了作品的文学品相。对于文学艺术来讲,细节制造的清晰形象和感官活跃是审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蚕门》在中,作者数次提到“供奉蚕神娘娘”的事件细节。乡民这种朴实甚至荒谬、神秘,带有迷信色彩的做法,一方面表现了秦巴民众对于蚕桑文化的重视,这是他们安身立命的事业,是维持生计的生命之道,他们将蚕作为一种文化信仰,一种图腾崇拜,进行供奉、祭拜;另一方面,突出了作品主题的严肃性、深刻性,不仅有助于对地方民俗文化的充分展示,使作品的地域特征变得非常鲜明,也让读者深刻理解了方文贺、吕蒙、夏丽丽、文海、海玉等两代人之所以为蚕桑事业义无反顾、奋勇拼搏行为背后的精神内动力。

 

总之,《蚕门》在细节描写上是成功的,作者既能准确地捕捉细节,又能精致地放大细节,为塑造人物起到了丰满、传神和定格的作用。由此决定了小说的质地是可靠的、可读的,也是可以传播的。

 

以个体生命书写大时代的侧影

 

■ 曹刚

 

文学从来不是对现实的模仿,文学的魅力在于创造一个文学世界,让读者在其中捕捉、放大现实的光亮。《蚕门》于宏阔的时代背景下书写普通人的命运,探究当代人的精神岩层。当代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在认知和精神层面所受到的冲击无疑最为震撼,“改革开放”“改制”“下岗”等一系列在80年代极具标识度的社会共通词汇已然消失于当下的话语言说体系,不断进步的现代历史哲学宏观论述与个体生命的感性时代记忆并非时时同步。

 

小说中,方文贺和韩青阳为代表所形成的“厂/人”关系,最为典型。方文贺是小说人物中的一抹亮色,他的身上集中展现了一批能够结合个人理想与国家需求而兢兢业业、无私奉献的企业家形象。韩青阳的人物形象在小说中较为模糊,他是社会改革中的投机者和旁观者。小说中还塑造了诸多光亮的女性角色,以夏莉莉、小芳为代表,她们是男性背后的支持者,付出者,隐忍者,但她们并不因循守旧,失去自我,在南下归来后,她们成为新观念的接受者和践行者,是作者对新时代女性勇担重任的隐喻性表达。

 

书写时代在陕西当代文学中有着优良的传统,《创业史》《平凡的世界》等小说的创作都是力求通过文学来把握历史和社会的整体性与结构性特征,作家对历史的书写与读者在阅读中对历史的理解是建构与阐释的两端。优秀之作都在探索如何把个体人物与时代融为一体,使鲜活的人物生活在滚烫的历史语境中,而不是简单的空间赋形和时间倒悬。《蚕门》重现20世纪90年代前后的缫丝厂的兴衰史,准确捕捉到了独属于那个时代的真实的个体生命感觉与精神律动,从而用文学建构出了一个更为生动的“蚕门”世界。

 

风俗书写与生命阐释

 

■ 谭诗民

 

读者对作品意义的探索更似是一种“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泉”的行为,这就决定了读解具有一定创造的权力,个中滋味,全在接受主体会心、玩索、体悟。尽管李思纯说了《蚕门》是一部“贯穿农桑与缫丝业发展的小说”,我还是深深地为小说中丰富而生动风俗书写所吸引感动。

 

《蚕门》是作者将家乡的风俗画卷:信念、智慧、文化与生命意识等,以古朴而又现代的方式复活,而这一最古朴又现代的方式就是对育蚕养蚕、发展蚕业的历史展示与现实反思。

 

首先是生存环境的风俗展现,展现了石泉生存环境的特殊性,特殊环境也决定了这里人民既肯干又开放的心态。其次是生活方式的风俗书写。“蚕桑始终是根本”。在这片土地育蚕养蚕、发展蚕业是一种代代相传着的文化基因,也是一份辈辈耕续着的信仰坚守。这里有着长达数千年成熟且完备的技术,数百年的坚挺且茂盛的桑树,更有着数代人因对蚕业憧憬而对未来满怀希望。“关蚕门”“开蚕门”等仪式既对自然无私馈赠的礼敬,也是对个人奋斗的颂扬。最后是生命真谛的风俗阐释。“热烈期待着一个新生命的诞生”。恰恰是在育蚕的季节转换中,人们体味到生命的轮回不息,进而才有着这样的对生的乐观和渴望、对苦难的坦然与宁静、对奋斗的坚韧与执着,对成功的坚定与自信。

 

象征意蕴及卓越贡献

 

■ 崔德全

 

当我刚拿到《蚕门》这部小说的时候,我就已经直觉到了她的分量之重。当我完整地读完这部小说之后,我更被这部小说的故事叙述之精彩所以深深吸引。

 

这部小说的名字叫《蚕门》。什么是“蚕门”?小说中的夏莉莉说:“所有养蚕人家可以统称为蚕门,也可以特指自家的蚕室、院子。对我们缫丝人来说,破茧成丝,也是蚕门。”是的“蚕门”有着极为丰富的、多层次的象征意蕴:“蚕门”,不仅是一道门,更是一条通道,它连接着生与死、连接着过去、现在和未来。具体而言,“蚕门”联结着江城缫丝厂的前世今生;而从深邃、无垠的生命、宇宙时空的角度上看,“蚕门”既是一道时空穿越之门,又是一道生死轮回之门。国企改制对江城缫丝厂而言,不意味着死亡,而意味着江城缫丝厂的向死而生,像破茧成蝶、凤凰涅槃一样,脱胎换骨,重获新生。

 

这部小说运用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以蚕桑业的生死轮回为核心线索,讲述了从改革开放到21世纪初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大潮下一家国有企业——江城缫丝厂的兴衰荣辱史;同时,也以挥云泼墨的大手笔,描述了这三十年间风起云涌的变幻和民众心理波谲云诡的变化。在我看来,这部书在思想上取得了巨大成就:它还原了江城三十年间以江城缫丝厂为代表的国有企业的兴衰荣辱史,表现了作者对国企改制的反思以及对这一历史进程中正义与邪恶力量的褒贬态度。凭借这一点,就足以使这部小说在陕西文学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